如果你回到明清时期考上了举人：先不要温书了，赶紧写遗书吧。
自费、无保障、死亡率很高，这是那个时候的赶考命运。
明清两代的会试是在三月举行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春闱”，听起来就很有春天的气息。
但是你家如果住在偏远的地方，那么上一年十一月份就要收拾好行李出发了。
为啥这么早就过去？是因为走得慢啊！
广东、福建、云贵等省份到京城的距离都在两千多公里。当时没有高铁，没有汽车，只有两条腿、一匹马或者木船。走陆路的话，一天最多只能走四五十里，遇到下雨下雪的时候还要停下来不能动。单程至少也要两个月，到了京城还要找住处、想办法保暖、调整状态，因此提前三个月出发，并不是小心谨慎，而是必须要这样做。
别人在家准备过年、购买年货，舒舒服服过年的时候，明清时期的举子们早就拖着行李上路，前往京城了。
其实唐朝和宋朝时期的赶考还算好一些，而到了明朝和清朝时期就最惨了——京城设在北方，但是最有才华的考生大多都来自南方。所以最会考试的人，住的地方距离京城最远。江浙一带的举子赶路，都要费尽半条命，而两广、云贵、川蜀的举子，要横跨大半个中国才能到达考场。
清朝时期，官府与宗族会给参加科考的举子发放一些路费补助，数额在几两到十几两银子之间不等，按照现在价值计算的话也就几千元。看上去很多，但是放在几千里的路途来看，那就只能是杯水车薪了。
这点补贴，如果节约开支的话，住大通铺、吃干粮、穿旧衣服，勉强可以坚持到京城。
富家子和穷书生赶考的时候差别很大。
有钱人赶考时骑马坐船，带着书童和保镖，住好的旅店，吃热乎的饭菜，在到达京城之后还可以拜老师、混圈子，一路顺利。
而穷人家的举子，盘缠是父母卖掉粮食、借来高利贷才凑齐的，能够安全地活到京城，就已经算是赢一半了。
一个被大家所忽视的事实是：科举在凑路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筛选。
口头上说不问出身、人人平等，但是实际上，能够走到京城的人，大多离不开家底支撑或宗族帮扶。贫困的家庭中，连考学县城的路费都没有，他们不是没有才华，而是被金钱限制了。
像曾国藩那样，他们家里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都要全家一起出钱资助。
我们常说的“耕读传家”，其实隐藏着的是一个考生的背后站着整个家族在为其押宝的真实情况。
赶考的路上，死亡的方式要比科举考试的题目多得多。
这些举子几乎都是年轻人，携带的盘缠只有几个月的用量，并且经常走一些偏僻的小路。明清时期山区的匪患非常多，在河北被抢劫杀害的江西举子，被土匪追上之后在野外冻死的举人，这些事在史书上都查得到。
江南地区的举人乘木船走运河赶考，好像很舒服，不用翻山越岭，但是那时候的木船一遇到风浪或者撞到礁石就会立刻翻，并没有任何征兆。每年运河都会有沉船的事情发生，很多考生连人带盘缠一起葬身于河底，有些地方志上有记载。
举人们自己在深山里赶路，遇到虎、狼、豹子这些猛兽基本上是九死一生。
还有就是当时没有抗生素，也没有退烧药，一场风寒、一次腹泻、甚至是喝了一口不干净的水都会让人丧命。长途跋涉之后，人已经很累了，免疫力急剧下降，如果在荒郊野外生病了，没有医生和药物，只能等死。在外地死去后，同乡人用一只薄薄的棺材就地埋掉，在当年赶考的路上，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如果是年关的时候，遇上战乱、边疆战争的话，那么赶考之路也就成了战场。明末流寇和太平天国之后，很多举人不是绕路而行，就是干脆不参加科考了，保命最重要。
客栈着火、山石滚落、马车翻车等事故，在古代非常普遍。当时的安全保障很少很少，小的事故就会毁掉一个人的大好前程，也辜负了整个家族的期望，很可惜。
可能有人要问，科举是为了给国家选拔人才，朝廷为什么不派车、不提供保障，看着举子们白白送命？
答案是：朝廷做不到，也不需要特意去兜底。
明清时期每次会试都会有上千名举子参加，如果要国家来接考、供膳、护送的话，按照古代的后勤水平，根本不可能承受得起，驿站会被压垮，财政也会崩溃，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事情。
而且科举本身就有筛选的逻辑。
科举的秘密就是：筛身体、筛财力、筛意志。
连千里之外的跋涉都承受不了，以后当官还要四海为家地奔波，怎能承受得住？半途而废的人也没有资格跻身精英行列、承担重任。
前现代国家就是这样的逻辑：朝廷只给你一次到达终点的机会，能否活到终点，全靠自己本事和运气。
在这种绝境之下，举人们也想出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比如：
在江西、闽粤等地，会设置学田、宾兴会来筹集一笔资金，资助秀才、举人、赴考书生，如果举人后来成为进士的话，再回报给宗族。到京后，吃住、打听消息、相互帮助都依靠同乡会馆。但是只能保护已经到了京城的人，在路上的困难，还是要自己承受。寒门子弟最实惠的省钱方式是：在庙里抄经文、写对联，换一顿饭吃、找一个住处，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换取一条生存的机会。几个举人凑在一起组成一个赶考团，可以更好应对土匪，还可以分担路费、相互照应生病的人。但是会遇到一个两难的道德困境：如果同伴生病了，是救还是丢下不管？救的话，自己也可能会被拖垮；不救的话，又会过不了自己这关。有才华的举子会到街上去卖字、写文章来赚一些路费。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这是最没有前途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没有人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它只记住那些金榜题名的人，如张居正、徐阶、曾国藩、李鸿章等等，个个都是青史留名。
而被土匪杀害、病死、淹死、冻死在破庙里的读书人，没有留下姓名和事迹，没有具体数字被记载下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依据明清时期地方志和文人笔记的记载，在太平盛世的时候长途跋涉就存在很大的危险性，而文弱书生一个人上路，丧命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每次参加会试的一千到两千人，不少举子，在去往京城的路上死去。
他们距离京城只剩下几百里路了，距离考试也只有几天的时间了，只差一步就可以实现梦想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坚持住。
尸体草草地埋在荒郊野外，族谱上没有他们的名字，家里为了供他们去参加科举所欠下的债务要多年以后才还清。
科举制度最厉害的一点就是给所有人的头上扣上了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途中布满了各种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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